我追9
哈桑×阿米尔
阿米尔重生改变结局。
更新较慢，文笔不好，但一定会更完。
后面将脱离原著剧情。
谢谢观看👀♥(｡￫v￩｡)♥
隔日清早，我坐在房间中间，拆开一个又一个礼品盒子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费劲，因为我总是兴味索然地看上一眼，就将礼物丢到屋角去。它们在那边积成一堆：宝丽莱相机，变频收音机，精巧的电动列车组合玩具——还有几个装着现金的信封。
爸爸给了我两件礼物。一辆崭新的施温·斯丁格雷自行车之王，毫无疑问会让临近的小孩垂涎三尺，喀布尔拥有新斯丁格雷的孩子寥寥无几，如今我也跻身其中了。它的手把高高升起，握柄由黑色橡胶制成，还有个蜚声久远的香蕉型车座，轮辐是金色的，钢做的车身是红色的，赭红色，像鲜血那样。换成别的孩子，恐怕会立即跳上去，骑着它招摇过市，哈哈哈但是我已经是一个有这小孩皮囊的大人了。
“你喜欢吗？”爸爸斜倚在我房间门口问。我露出温顺的笑容，匆匆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“你变勇敢了，我的儿子。”爸爸说。
“是吗？”
“对。我很欣慰，要知道你以前可是很胆小的，而现在的你已经有了保护自己兄弟的勇气了。”
“毕竟我可是您的儿子。”我语气带着骄傲的说。
“对了，还有一个礼物”爸爸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了用蓝色纸包住的礼物盒，并递给了我。
爸爸给我的另一件礼物——是手表。表面是蓝色的，金色的指针呈闪电状，和上次的一样。
“喜欢吗？”爸爸笑着看着我。
“非常喜欢，谢谢爸爸！”我开心的说着，其实开心的不是礼物，而是爸爸的认可！
到午后，我骑着那辆施温自行车，我绕着那个街区骑了好几圈，然后回家。我骑上那条车道，通向后院，哈桑和阿里正在那儿打扫昨夜宴会留下的一片狼藉。院子里到处是纸杯、揉成一团的纸巾，还有空空如也的汽水瓶。阿里正把凳子折叠起来，放到墙边去。他看见我，招招手。
而我也边大声边挥着手的回应“阿里！”
他举起一只手指，让我稍等，接着走进他住的那间屋子。片刻之后，他手里拿着某些东西走出来。“昨晚我和哈桑找不到机会把这份礼物给你，”他说这交给我一个盒子，“它太普通，配不上你，阿米尔少爷。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喜欢它，生日快乐。”
我喉咙一梗。“谢谢你，阿里。不管是什么我都喜欢，因为它是你们送的。”我张开手臂抱住了阿里，阿里首先楞了一下，随后身体放松。
我打开盒子，看到一本崭新的《沙纳玛》，硬皮的，每一页的下方附有精美的色彩插画。前世去美国的时候我仍然带着它。
“真漂亮”我说。
“哈桑说你那本又旧又破，还掉了一些书页。这本书里全部图画都是用钢笔和墨水手绘的。”他骄傲地补充到，望着这本他读不懂的书。
“它很可爱。”我说。确实很可爱，甚至也不便宜。我重新跳上那辆自行车。“替我谢谢哈桑。”
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。1981年三月我们一起踏上了逃离阿富汗的路程。
有个年轻的妇女坐在我们对面。她穿着一身橄榄绿服装，黑色的披肩将面部包得严严实实，以抵御深夜的寒意。每逢卡车急刹或颠簸过路面的凹陷，她就会出声祈祷，每次汽车的高低起伏总伴随着她的“奉安拉之名”。她的丈夫身材矮壮，穿着破旧的裤子、天蓝色的长袍，一手抱着婴儿，空出来的那只手用拇指转动着念珠。他嘴唇开合，默默祈祷。同行的还有其他人，总共十来个，包括爸爸跟我还有哈桑阿里，行李箱放在我们两腿之间，盘膝坐在被帆布包起来的后斗上，跟这些陌生人挤在一起，搭乘这辆破旧的俄国卡车。
我们凌晨两点离开喀布尔，自那时起我的内脏就已经翻江倒海。哈桑一边摸我的背一边皱着没安慰。“再坚持一下，阿米尔少爷。”有好几次，我的胃收缩得厉害，忍不住呻吟，那个拿着念珠的矮壮男人——在祈祷的那个妇女的丈夫——问我是不是要吐了，我说可能是。爸爸把头别开。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，敲敲驾驶室的窗门，要求司机停下来。司机卡林是个黑瘦的汉子，一张老鹰般的脸上留着小胡子，他摇摇头。
“我们离喀布尔太近了。”他大喊，“让他撑住。”
恐怕不能了，但刹那间我满嘴唾液，喉底尝到胆汁的苦味。我转过身，揭起帆布在行进的卡车一边呕吐起来。我爸爸一边向着乘客们道歉，一边让司机停车。
我从卡车后面跳下去，跌跌撞撞走到路边布满尘灰的护栏。我嘴里涨满了唾液，那是快要呕吐的征兆。我蹒跚着走悬崖边，下面的深渊被黑暗吞噬了。我弯下腰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做好呕吐的准备。在某个地方传来树枝噼啪作响的声音，还有猫头鹰的叫声。寒风微微拂动树枝，吹过山坡上的灌木丛。而下面，水流在山谷淌动，传来阵阵微弱的声音。
哈桑看我吐完，就拿着水壶递给我。一脸担心的说“好受一点了吗？”
我喝完点了点头，但面色还是惨白。
我站在路肩上，想起我们如何离开家园，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。仿佛我们只是外出下馆子：厨房的洗碗盆堆放着沾有肉丸夹饼残渣的盘子，盛满衣物的柳条篮子摆在门廊，被褥还没叠好，衣橱里挂着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装。起居室的墙上仍挂着壁毯，我妈妈的图书仍拥挤地占据着爸爸书房里的架子。我们出逃的迹象很微妙：我父母的结婚照不见了，爷爷跟纳迪尔国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张老照片杳然无踪。衣橱里少了几件衣服。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面笔记本还有阿里和哈桑送我的《沙纳玛》也消失了。
而哈桑他们带走的也只是衣物一些，还有我送哈桑的一支烫金边的黑色钢笔和皮质的日记本。
阿里朝我走过来，给了我一块生姜。“这可以缓解一下晕车。阿米尔少爷。”我接过了并谢谢了阿里。已经过去了五年，阿里的脸上也布满了很多皱纹，头发也白了半头。
父亲的脸上也多了不少时间的痕迹，但还是能看出他的英俊与雄伟。
而哈桑和我也早也不是小屁孩了。
哈桑长的比我高大，并且高了一个头，小麦色的肤色衬他阳光健康，还有他那英挺的鼻梁与细长的眼睛。说实话，他长的像是女孩子喜欢的类型。毕竟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你细细看还是可以看出他和父亲长的挺像。
而我长的和母亲相像，棕色带卷的头发，棕色的眼睛也挺大，肤色挺白皙。
我们这次出逃谁也不知道。就在昨天的这个时候，我还躺在柔软的床上睡觉，而现在我就站在这吐了个昏天黑地。
在喀布尔，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——为了获得悬赏或者因为受到威胁，人们彼此告密：邻居告发邻居，儿童揭发父母，兄弟陷害兄弟，仆人背叛主人，朋友出卖朋友。我想起歌手艾哈迈德·查希尔，他在我13岁生日那天弹奏手风琴。他和几个朋友开车去兜风，随后有人在路边发现他的尸体，有颗子弹射中他的后脑。那些人无所不在，他们将喀布尔人分成两派：告密的和没有告密的。最麻烦的是，没有人知道谁属于哪一派。裁缝给你量身时，你几句无心快语可能会让你身处波勒卡其区的黑牢。对卖肉的老板抱怨几句宵禁，你的下场很可能是在牢栏之后望着俄制步枪的枪管。甚至在吃晚饭的桌子上，在自家的屋子里，人们说话也得深思熟虑——教室里面也有这样的人，他们教小孩监视父母，该监听些什么，该向谁告发。不过我是非常相信阿里和哈桑的，与其相信是他们告发，不如相信是我告发我自己。
人行道上没有那些阴沉着脸的俄国士兵在巡逻；没有坦克在我的城市里面耀武扬威，它们的炮塔活像责难的手指那样转动；没有断壁残垣，没有宵禁，没有俄国军队的运兵车在市场上迂回前进。这时，我听到爸爸和卡林在我身后讨论到了贾拉拉巴特的安排，持续了一根烟的时间。卡林一再向爸爸保证，他的兄弟有辆“很棒的、质量一流的”大卡车，到白沙瓦去可谓轻车熟路。“他闭上眼也能把你们送到那儿。”卡林说。我听见他跟爸爸说，他和他的兄弟认识把守关卡的俄国和阿富汗士兵，他们建立了一种“互惠互利”的关系。
“喂！卷毛小子，吐好了没？我们要走了。”司机朝我喊道。
我与他们一同上车走向了逃离家乡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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